来源：意见领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车宁
否极泰来，福祸相依。走出与病毒反复较量的防疫三年，政府和企业都需要重新置身于发展语境下锚定未来的工作方向。在政府，按照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企业，则是赓续此前如火如荼的数字化浪潮，推动由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由产业数字化到数字产业化的转型升级，以期能够更高质量地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在政府政策引导和企业业务布局的交汇之中，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国内近年增长主力军的“数实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最为各方青睐。特别是其中的乡村振兴场景，因为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想象，以及本身自带的社会公益（ESG）光环属性，遂成为不同主体或拓展业务、或讲述故事的绝好素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即使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发展的时代宠儿，乡村地区所固有的产业基础薄弱、资源汇聚匮乏等瓶颈问题并未点石成金般快速消失，前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应用、经营管理等历史欠账也依然如影随形。乡村振兴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有赖于更多资源的注入。
在现代社会，金融既是资金融通的工具，也是资源整合的枢纽，在乡村地区导入金融资源，进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数字技术获取发展第二曲线意义重大。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通过开办专业银行、信用合作组织等方式向乡村地区定向供给金融资源。而在不久前的脱贫攻坚阶段，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更是群策群力，体现了自己的使命担当。站在后疫情时代乡村振兴征程新起点，数字普惠金融有望以数实融合对接城乡融合，面对新情况，应对新挑战，谋划新举措。
一、乡村振兴新情况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乡村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其路径和逻辑自然也被现代化所定义，现代化同时也构成乡村振兴的最大背景因素。从历史看，现代化运动虽然起源于英国，昌盛于美国，但其模式却并未被英语国家所垄断，而是在扩散中被不同国家所形塑，相继出现了法徳模式、东亚模式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由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为其超大的市场规模和不依赖于殖民的原始积累，以及史诗般的赶超速度和建设成就，成为世所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得到浓墨重彩的阐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需要准确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乡村的影响。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也还是现代化，需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路径、历程和目标，具体到乡村振兴领域，最重要的就是产业更加现代，生态更加多元。
一方面，乡村振兴最基本的要求是产业更加现代，这首先表现在产品科技含量及产业组织方式的现代化，背后则是生产中知识水平及密度的革命性提升。从外部情况看，乡村振兴正在面临极为有利的时代机遇，作为中国目前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制造业正在经历全领域、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不仅包括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产业本身的“纵向”升级，也包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乡村的“横向”转移，其间的资源整合、空间再造正是金融的发力空间。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乡村振兴也意味着当地经济社会生态的更加多元。特别是现代化进入到“后现代”阶段，发展需要扬弃传统的单一产业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生态，起先是允许乡村居民被从乡土中解放出来，从事多元化业务，以“新市民”的身份进入附近城镇及大城市，并保持与乡村的经济关联。当走出去成功实现后，引起来也就有了水到渠成的基础空间，不再“板结化”的乡村结构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打造更加丰富的商业生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可以资金为杠杆、数字技术为工具，充分挖掘、整合乡村内部资源，与外部对接、盘活。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中还要特别注重其中的“中国化”特色，尤其是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等本质性要求。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上，共同富裕是写在旗帜上的关键目标，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来看，由于发展路径和资源积累所限，一定时期内难免出现了城乡二元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贫富不均。但在二十大之后的发展新格局中，城市反哺乡村、发展成果共享不但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同时具有发展上的必须性。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年）》文件精神，乡村振兴既可以培育新的消费和经济发展增长点，又可以对冲通货膨胀、外贸不振及城市消费萎靡的负外部性，构成经济发展托底的压舱石。除产业发展外，在融合空间方面，以人为本推进城乡一体化，形成都市群和城市带，也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当然，宏大愿景的实现需要巨大资金的支撑，需要创新型的金融来适应、推动。
与共同富裕相伴随，协调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国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乡村而非外部殖民地，不可能无限度竭泽而渔地开发榨取，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也不相符。再加上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城市问题等前车之鉴，我国乡村的现代化就具有了多重内容，蕴含了多重价值。
除了经济发展外，乡村振兴还强调精神文化、生态文明等的齐头并进，一方面，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可以开辟新的消费互联网业务增长点，进而带动相关的支付、消费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粗放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告一段落后，除了土地等单一生产要素外，绿水青山等其他环境要素也可以吸引外部资源投资、消费，光能、风能、碳排放等绿色资源也可以作为资产进行交易。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其他要素资源带来了可能的货币化空间，进而创造了绿色金融新的增长点。
二、服务三农新挑战
如前所述，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有金融服务三农的专门机构和机制，其历史甚至可以上溯至土地革命时期。应当说，传统的三农金融模式基本适应了各个相关时期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金融需要，有力策应支持了国家建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其服务对象亦或是金融机构自身，也都出现了影响业务持续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农村、农业、农企、农户本身的脆弱性，这些脆弱性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局部得以缓解，但并没有得以根本解决。以乡镇企业为例，其中的大多数仍旧不是经典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适格信贷客户，不但缺乏与传统信贷相适应的抵质押物，其经营上也具有业务波动大、管理不现代等问题，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部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意愿，乡村地区也相对缺少转型开展所必需的人力、技术等各方面资源。这就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对乡村客户进行准确的风险定价和有针对性的产品创新。
其二是金融服务三农的扶助初衷与抽血现实相对立：一方面，为三农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本意是扶助乡村当地发展，但由于城市和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速度的落差，以及乡村地区客观存在的信贷损失可能，导致服务的实际后果却是将廉价资金转移至城市；另一方面，早期三农金融服务普遍具有浓厚的帮扶政策色彩，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诞生现象级的产品、模式，因此也就缺乏商业上的可持续性，不但政策要求一经放松金融机构就缺乏维持的意愿，沉浸在政策导致的货币宽裕幻象中的企业一旦断奶也会出现经营困难，不具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力。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为有效因应前述问题，在乡村地区实现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金融机构普遍借鉴大型互联网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时期形成的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经验，在数据、网络和技术的加持下持续推进产品、渠道和场景创新，进而形成机构主导的自身生态，并以开放金融的方式接入政府、公共事业单位、本地龙头企业、大型科技企业为主导的外部生态。
在产品层面，针对乡村地区客户普遍缺乏抵质押物，难以准确定价等难题，金融机构普遍选择以信用贷款为基础开发数字金融产品，通过引入大量的客户基础数据、政府及公共服务数据、行为数据、经营数据、交易数据，将其与自身掌握的金融数据相结合，进行实现产品的创新设计。
但这一明显依赖于数据驱动的路径也存在挑战，一方面伴随着数据和贫富的多少不均，能够被数据画像且有能力承接贷款的客户被过度营销，少有数据痕迹或缺乏贷款能力的客户则乏人问津，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数据积累及相关产品设计均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特色，在缺乏足够激励的情况下难以有效调动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得更多时候是低水平模仿，缺乏高质量创新。
在渠道方面，受投入产出比制约，金融机构大多开始收缩乡村地区线下经营网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服务渠道能力，金融机构的对应举措是一方面力推自有线上渠道建设，另一方面试水加盟合作渠道，在满足本地政府、事业单位、乡村集体、龙头企业、科技企业等相关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嵌入自身金融服务。
上述举措从逻辑上固然自洽，但实际中也并不能完全弥补线下渠道撤并导致的缺憾：一方面线上渠道一般是机构总部统一开发，在现代企业经营的科层制下难以快速反应本地客户的个性需求，而权利下放后则可能由于基层缺乏专业性，风险控制和体验管理上难免又出问题。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毕竟还是“熟人”社会，具有明显的“乡土”特征，线下网点在本地的存在不仅具有渠道意义，也是能够通过关系网络和“地域知识”来最大限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进而控制贷款损失，这一功能显然目前还无法通过线上或合作渠道来有效实现。
在场景方面，一方面是受到前述渠道收缩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在数字化转型后形成的与场景相适应的新经营模式，现下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也主要通过开拓维护重点场景来实现。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同业的打法基本趋同，在零售（C端）是通过政府（G端）的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相结合，节约资源投入的同时维持与客户的基本业务联系；在企业（B端）则是与本地特色产业相结合，与物流（物联网）相结合，通过与龙头企业及其掌握的供应链、生态圈合作，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不难看出，这一策略的得意之笔在于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不打无把握之仗”，但由此带来的关键问题是主动性和控制力不足，场景或者是被政府和公共事业机构，或者是被当地龙头企业，或者是被大型互联网企业所开发、主导，金融机构只是备选的数家甚至数十家之一，处于仅仅提供资金和部分科技力量的附属地位，业务的持续性不能有效保证。此外，在他人“地盘”上开展业务也会影响相关数据资产的形成，不能形成有效的正反馈，进而影响机构在本业务领域的服务提升和数字化转型成效。
三、数字普惠新举措
虽然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诸多挑战，但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的客观现状也使得金融机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一，由于进入现代化中后期人口增长乏力，加之城镇化遭遇阶段性瓶颈，房地产在失去“黄金时代”后又接连失去“白银时代”，金融机构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高质量资产业务因此难以如前般持续；其二，由于通货膨胀、能源短缺对国外需求的压制及疫情对国内消费的压制，城市大中型企业也都有避险打算，金融需求不高；其三，前期高歌猛进的消费互联网在反复开发存量客户后也迎来了发展的“天花板”，而产业互联网则未能及时开辟新的增长点。在此情况下，基建、消费和互联网都可能下沉转向城镇及乡村地区，金融服务也需要以数字普惠为主力军谋划乡村振兴服务新举措。
在谋划提振乡村振兴发展质量的金融策略中，一个基本的着力点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不仅仅是要在乡村振兴中开辟一个新的经济部门，更是通过数据、网络和技术要素整合升级乡村社会经济整体。从此前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其前半场以网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商业模式是线上化；下半场则以数据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商业模式是数字化。而此时的乡村振兴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需要上下半场同时进行，甚至需要前数字化时代的补课，补足数字基建和治理的历史欠账。
对应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前半场对应的工作是渠道搭建，不仅是自己要有专门的乡村渠道（如乡村版掌上银行），还需要通过各种共建渠道将金融服务融入乡村生产生活的重点场景，形成渠道+、平台+。后半场对应的工作是产品开发，在机构数字化转型后建立的标准化信贷产品工厂的强力支持下，挖掘利用乡村数据而非照抄照搬城市数据，更精准地识别客户需求，进行风险定价、客户画像，针对客户全周期、全旅程提供精准服务，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不过，被动跟随的渠道建设、产品开发还只能算作权宜之计，根本之策则是在深刻理解包括服务乡村振兴在内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政治性，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持续提升数据能力、场景能力。首先是完善数据应用，一方面着力打造自身主导的场景生态，另一方面与不同类型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在风险可控、经营可持续的基础上不断下沉，开拓新市场，打造新载体。其次是发挥溢出效应，提供产业基础底座，不仅是要在客户身上赚到钱，更是要伴随、助力客户成长，联合合作伙伴尤其是乡村地区不能有效联动的外部资源，针对乡村产业特点设计整合性方案，以金融力量实现乡村地区生产组织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乃至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
对于乡村振兴这一系统性工程而言，金融资源、金融力量虽然重要，但还远非全部。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企业特别是各类大平台、“小巨人”的积极努力，这一事实近期也在政策层面得以确认。科技企业一是可以各擅胜场，依托自身比较优势，提供满足民生和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等不同场景需求的多元数字产品服务。二是打通彼此生态，充分开展合作，针对乡村地区特别降低业务准入门槛及数字化工具使用门槛，塑造乡村数字经济全生态链条。三是可以技术普惠带动金融普惠，利用新技术对冲新风险，赋能金融机构和客户，特别是针对一般数字服务能力无法触及的微弱客户推出一体化解决方案。
除了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外，政府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部分资源禀赋和治理能力薄弱的地区，政府更需要“置身事内”，按照《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等制度要求提升政策施行的有效性、精准性及合成性，以看得见的手实际发挥生产组织者的功能。
首先是组织各类资源，特别是引入信贷、投资等资金资源，以及电商、直播等商业生态资源；其次是在后疫情时代尽快重新畅通园区、物流、展会等公共资源，统筹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激活本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广泛发掘和高效组织数字化生产要素，对其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在乡村地区打造“小而美”的本地数字服务市场体系，真正将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落在实处。
